鄧飛立法會議員

  長和集團擬出售包括巴拿馬運河兩大港口在內的海外港口，有關交易引發廣泛關注。這筆交易極有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風險，尤其在當前中美博弈和國際關系變化莫測的形勢下，風險尤為突出。

  由于港口具有戰略資產價值，一旦出售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。

 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已啟動反壟斷審查。根據《反壟斷法》第二條，即使交易主體在境外，只要對中國市場產生排除限制競爭效果，便可啟動審查。

  同時，由于港口運營涉及物流數據與地緣政治風險，監管部門還可結合《國家安全法》和《數據安全法》來評估港口系統數據安全風險，以防范「地緣政治博弈」對航運造成潛在威脅。雖然目前中國監管部門的審查結果尚未公布，但此案無疑已經觸及法律紅線。

  中國在國家安全、金融穩定、數據合規及反壟斷等領域已建立起系統的境外交易審查機制，并多次援引相關法律否決或限制交易。例如，滴滴出行在2021年計劃在境外上市時，被國家依據《數據安全法》和《網絡安全審查辦法》進行審查；高通在2018年計劃以440億美元收購荷蘭芯片公司恩智浦，但因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未批準，最終交易告吹，這是中國首次單獨否決全球大型并購案。

  根據香港國安法及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，香港居民，包括企業和個人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義務。在長和出售港口的爭議中，若交易被證實威脅中國航運安全，甚至配合外國的戰略布局、構成國安風險；這種忽視國家利益的商業行為，無可避免將遭受法律制裁。

  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商界精英作為社會的重要力量，需在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方面發揮表率作用。這不僅是政治要求，也是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石。這既是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的延伸，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。

  一直以來，許多企業家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，兼顧國家利益與社會責任，被譽為「愛國商人」，受到廣泛景仰。例如，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傾資興學，創辦了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村等教育機構，將個人財富投入國家教育事業，踐行愛國精神；清末民初的張謇先生，棄官從商，創辦大生紗廠，并投資于紡織、教育和交通等領域，被譽為「實業救國第一人」。此外，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面對美國制裁時，仍堅持自主研發，推動鴻蒙系統和5G技術，突破西方封鎖。這些例子都表明，真正的商業成功不僅在于財富的積累，更在于對國家與社會的貢獻。

  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」真正成功的商人必須心系天下，「商」與「國」緊密相連，方能贏得尊重，名留千古。